中医

从尚“和”思想看中医方药配伍

来源:网络整理  发布日期:2019-10-23 18:15

君臣佐使的和谐结构与方药配伍的调和技巧,它们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药个体的药性药效,又灵活可靠地调控使用了中药群体的综合功效。---编者按

这些与古代哲学“和”的蕴义是何等吻合。它们不仅在总体上体现了“和而不同”,有的还具体体现了“可而有否,否而有可”等古代哲学思想。

几千年来,中医学始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,它与传统文化之尚“和”,实乃一脉相承。

中国古代的尚“和”思想

早在春秋战国时代,儒家即提出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,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人和。道家则尤为重视“万物负阴而抱阳、冲气以为和”的天和。古代典籍《中庸》提出“致中和”的概念,即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。

关于尚“和”,春秋时齐国的晏婴,更是有着着名的“同和”(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)之辨。晏子坚持了“所谓可而有否焉,所谓否而有可焉,此之谓和”的判断标准。晏子还以浅显易懂的事例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同质同构的脆弱性、不合理性,从反面证明了“和而不同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。他说:“若以水济水,谁能食之。若琴瑟专一,谁能听之。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晏子关于“和”“同”的辨析,何其精深。上述事例说明:古代的尚“和”思想,提倡的是不同事物或对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,重视的是开放式的包容。

传统文化中的尚“和”思想,其渗透领域极为宽广:在政治领域,讲和谐社会,大同世界,所谓“小康大同”。在思想领域,哲学家深刻论述同和之差别,为“和”正本清源,所谓“物一无文,声一无听”“可而有否,否而有可”。在古代医学领域,尚“和”思想更是渗入了理、法、方、药等各个环节和层次。

《内经》对尚“和”思想的继承

中医在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中,将阴阳、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融入中医学术体系,也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尚“和”思想。《内经》援“和”入医,通篇闪耀着尚“和”的光芒。

《内经》从“道”的高度来把握“和”这一正常状态,其准则是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”。对于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,则强调:“阴阳之要,阳密乃固”“阴之所生,和本曰和”。对于病态之由来,强调原因在于违“和”。就人体外在因素而言,是“上下相通,寒暑相临,气相得则和,不相得则病”;就人体内环境而言,是“血气不和,百病乃变化而生”。人体的病态,归根结底,在于阴阳“两者不和,若春无秋,若冬无夏”。至于治疗,则是以“必先岁气,无伐天和”为前提,或“疏其血气,令其调达,而致和平”,及针灸中“迎之随之,以意和之”。所有这些,总则仍在于“因而和之,是谓圣度”。

此外,古代尚“和”思想在《内经》的各个具体层次都有着充分的体现。其内容涉及气候、环境的天地之和,气候、环境与人类的天人相应之和,人际之间的人和,人身的阴阳之和、气血之和、脏腑之和、情志之和、营卫之和、表里之和、劳逸之和、饮食之和等等内容,从而为后世医学广泛应用尚“和”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尚“和”思想用于中医方药配伍

中医基础理论与传统文化尚“和”思想一脉相承,治法、方药也同样如此。

关于治法,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八法之中,和法占有重要地位。需要说明的是,和法讲“和”,并非其余七法不讲“和”,因为“和”有狭义、广义之别。狭义之和,是调和、和解双方,通过寒热并用、补泻合剂、表里双解、平其亢厉等以致和。诚如程钟龄所说“和之义则一,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”。而和法之外的七法,以及八法之间的互用,仍不离广义之“和”。实际上,它们都是通过各种手段,以恢复人体阴平阳秘、达到“中和”状态为最终目的。

方从法出,药为方统。理法尚“和”,势必方药亦然。中药以草为本,习称本草,草本之性,与人殊体。以草木为药,药质入人肠胃,何以能如人之所欲,调和阴阳,和其不和?这就需要首先通过对药性的调和来实现对人体阴阳的调和。比如中药的五味化合,以及七情合和,当然更包括方剂组方之君臣佐使的基本结构及方药配伍技巧。

中医遣药组方时,正是依靠君臣佐使这一基本结构,才做到了主次分明,全面兼顾,扬长避短,和衷而共济。如其中佐制药、反佐药的使用,可谓独具匠心。诚如《医原》所说:“用药治病,开必少佐以合,合必少佐以开,升必少佐以降,降必少佐以升。或正佐以成辅助之功,或反佐以做向导之用。阴阳相须之道,有如此者。”实际上,君臣佐使之和谐正是尚“和”思想在方剂结构上的具体体现。

关于方药配伍技巧,则是在功效上的尚“和”。如半夏泻心汤中黄连、黄芩与干姜,寒温并用,以调和寒热;小青龙汤中干姜、细辛配五味子,散收相配,使散不伤正,收不留邪;麦门冬汤以麦冬配半夏,二者润燥得宜,滋而不腻,燥不伤津;黄土汤中以白术、附子配阿胶、生地,刚柔相济,实乃阴阳相和之道;四物汤用当归、川芎之动以活血,配地黄、白芍之静以养血,动静结合,使补血之中有行血之用;另外,如济川煎中升麻与泽泻,升降兼施,从而使清阳升而浊阴自降;其他还有诸如气血兼顾、通涩并行等诸多配伍方法。

君臣佐使的和谐结构与方药配伍的调和技巧,它们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药个体的药性药效,又灵活可靠地调控使用了中药群体的综合功效。这些与古代哲学“和”的蕴义是何等吻合。它们不仅在总体上体现了“和而不同”,有的还具体体现了“可而有否,否而有可”等古代哲学思想。传统文化中的尚“和”思想及“致中和”的治道,正与医道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难怪清代着名温病学家柳宝诒,他将自己的药铺和诊堂冠名为“致和堂”。

放眼这些物化了的尚“和”,我们定会感悟,中医与传统文化中的尚“和”思想一脉相承,中医学的确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。中医学对尚“和”思想的引入和应用,显示着以哲映医的医哲关系。它给了我们宝贵的启迪:对于中医学的传承和发扬,必须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;只有全面掌握包括尚“和”思想在内的传统哲学的光辉思想,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学术特点和精深内涵,得其精髓,见其光华。

(原标题:中药群体的综合功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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